本文摘要：确保“中华水塔”碧水东流——中国三江源生态保护报告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腹地，高山群岭耸竦，冰川湿地绵延。

确保“中华水塔”碧水东流——中国三江源生态保护报告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腹地，高山群岭耸竦，冰川湿地绵延。在4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大大小小的溪流、沼泽、湖泊交织、汇集，形成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奔涌而出。

三江源，活水千百年流淌不息，孕育滋养着中华乃至亚洲文明。曾几何时，因人为活动、过度放牧、自然变迁，这片原始沃土呈现退化、沙化危机。

如何确保“中华水塔”丰盈常清，碧水永续东流？记者长期追踪，找寻答案。生态恶化困境下的三江源悲歌这是位于三江源保护区贵南县的黄沙头防沙固沙点（2015年9月9日摄）记者吴刚摄鼠掘沙进家园不再，守着源头没水喝，放下牧鞭背井离乡……世代逐水草而居的三江源牧民，开始尝到生态恶化的滋味。2001年，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麻多乡牧民多杰，眼睁睁看着家门口的丰美草场变成老鼠乐园。

他说：“鼠害最猖獗的地方，每平方米有近10个鼠洞，草场很快变为不毛之地。”这是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一处遭鼠害破坏的草场（2015年9月13日摄）记者吴刚摄鼠类在更多地区日益活跃。

到2004年，位于澜沧江源头的玉树州杂多县因鼠害导致退化的草场面积逾900万亩，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20%。位于长江源头的玉树州治多县，草场退化面积820多万亩。失去植被覆盖后，一些退化草场渐成裸露的黑土滩，像“病毒”一样向周边扩散。

在三江源北缘，草原迅速大面积退化。记者当年曾深入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铁盖乡，看到流沙将牧户房屋重重包围，墙体被压塌，一座座砖房成为废墟。国道两旁的沙丘频频“爬”上路面阻断交通，县里不得不出动推土机清理。

这是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的长江正源沱沱河河道（8月9日无人机拍摄）记者吴刚摄据青海省有关部门统计，到2004年时，整个三江源地区沙化面积超过3800万亩，核心区中度退化草场达1.5亿亩。黄河源头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过去的4000多个湖泊，90%以上干涸，黄河源头一度断流。分析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导致上述恶果的主因之一。

水枯草衰，牧民生产渐渐难以为继。共和县铁盖乡拉干村牧民才本加流着泪告诉记者，从日子安稳到无家可归，一切变化像做梦一样。

2003年起，整个三江源地区近10万牧民背井离乡，陆续搬离世代生活的草原，近70万户牧民主动减少了牲畜养殖数量。草场不再丰美，牧民何去何从？政府强力保护生态一只雄鹰在黄河源头玛多县扎陵湖上空飞翔（2014年7月31日摄）记者吴刚摄三江源头生态告急！中华水塔面临危机！牧民沦为生态难民！本世纪初，媒体争相连续报道，三江源备受关注。

国家、部委、科研院所纷纷派员，顶着高原反应，奔赴平均海拔超4000米的三江源，调研生态恢复良策。2005年，我国正式公布实施《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总投资75亿元，实施面积15.23万平方公里，项目兼顾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生产布局多方面，当年下达资金7亿元。“力度之大，理念超前，前所未有。

”时任青海省三江源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的李晓南说，青海省委、省政府多次强调，扎实推进生态治理，将最优资源，集中到三江源地区。在青海可可西里，一群雌性待产藏羚羊正在通过青藏公路，过往车辆为其让道（2016年6月7日摄）记者吴刚摄推进100余项三江源科技项目，建立多部门协作的生态监测机制，打破区域生态本底数据空白，培养一批留得住、能干事的一线生态工作者……被称为“西部人才洼地”的青海省，举全省之力推进三江源生态保护增效提质。

与各地普遍开矿建厂、修路架桥不同，经济发展全国“垫底”的青海省，咬牙坚持生态立省战略，“宁愿错失发展机会，也要留住绿水青山。”全面停止对三江源地区的GDP考核，陆续关停一批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将全省90%左右的国土，纳入工业禁止或限制开发区域。

连续苦干8年后，2013年底三江源生态恶化得到遏制，草原产草量整体提高30%，三大江河年均向下游多输出58亿立方米优质清洁水，有学者称为“不可能实现的奇迹”。一只藏羚羊在青海可可西里地区觅食（2015年5月19日摄）记者吴刚摄2016年，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经中央深改组审议，在三江源地区启动。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赫万成介绍，肩负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先行先试任务，青海省向旧体制果断“开刀”，整合国土、林业、环保、水利的执法权，将玛多、杂多、治多、曲麻莱4县政府部门精简25%，打破原有大小自然保护区条块分割，对12.31万平方公里的园区实行垂直统一管理……青海创下我国生态文明领域多个“第一”：2017年首个国家公园地方性法规《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施行；首个生态法庭当年在玉树州设立；2018年我国首个国家公园研究院在青海挂牌；2019年生态管护岗位在全国率先覆盖园区所有牧户。各界共护中华水塔三江源的“山水林田湖草”日益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其复苏向好的变化，促使当地牧民逐步形成生态保护的高度自觉。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大武乡格多村的村民多布旦查看燕麦长势（2015年9月11日摄）记者吴刚摄记者在“三九”寒天的玛多县黄河乡，曾目睹7位牧民蹚着齐膝积雪、背着数十斤牧草顶风前行，只为给大雪中“断顿”的藏野驴送去“粮食”；在果洛州玛沁县大武乡，记者获悉54岁的牧民多布旦连续种草14年，成功染绿了格多村上万亩黑土滩；在果洛州班玛县玛可河原始林区，曾是一名伐木能手的朱富海，如今春季日均栽种40株树苗，平均每半个月穿坏一双鞋子……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专家被感召吸引，陆续来到三江源参与生态改善。在杂多县昂赛乡，记者近期遇到北京大学和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年轻的科研团队，他们为三江源生态治理建言献策，每年要驻点研究11个月。长期在野外奔走露宿，他们满是泥渍，皮肤黝黑，却乐在其中。这是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贵南县的黄沙头防沙固沙点（2015年9月9日摄）记者吴刚摄中国林科院研究团队的刘炎林，总在高山裸岩、密林峡谷中考察，很享受内心与江河湖草的对话。

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三江源项目主任赵翔，常驾车穿行陡崖上蜿蜒狭窄的“搓板路”，好几次命悬一线。他所在的团队5年来追踪到100多只雪豹，发现一度匿迹的欧亚水獭和荒漠猫，惊艳了世界生态学界。“在三江源，你的每一份付出都不会徒劳。

”49岁的唐瑞来自英国，每年近两个月跋涉在三江源，帮助牧民更好应对“人兽冲突”等难题。长期风吹日晒，这位“老外牧民”老得越来越快，脸上却常带笑容。原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苏建平在可可西里采集藏羚羊粪便样本（2016年6月7日摄）记者吴刚摄为了三江源，不少人献出了最好的年华甚至生命。原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苏建平，曾30余次深入可可西里，直到2018年因癌症辞世。

原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苏建平在可可西里采集藏羚羊粪便样本（2016年6月7日摄）记者吴刚摄“热爱三江源，就必须用一生去亲近。”苏建平最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阐释自己的初心。

三江源再度丰润充盈14年来，国家在三江源地区持续投入逾180亿元。如今，记者已频频在黄河源见到及膝高的大片草原，在澜沧江源遇到钻不进人的密林，在长江源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广阔湿地。三江源这块“巨型海绵”再度丰润充盈，涵水造水能力稳步提升。

扎陵湖乡尕泽村牧民邹玛查让说，一条不知名的发源自扎陵湖、常常干涸的小河，如今水位渐高，人已很难蹚水过河。杂多县扎青乡地青村牧民布勇说，以前在家门口修建的小桥被河水屡屡冲断，已经多次修补。记者采访过的上百位三江源牧民中，不少人都说“草高了、水多了、风沙小了、气候好了”。

天蓝、水清、草绿的景象在三江源多地显现，一度藏匿消失的野生动物，开始大规模出现在人类视野。这是素有“千湖之县”美誉的玛多境内的星星海（2014年8月13日摄）记者吴刚摄2017年10月，在杂多县昂赛乡游览的大学毕业生李雨晗，一天之内看到了7只雪豹。去年夏季，货车司机肖楠曾目睹上千只藏羚羊奔腾穿越青藏铁路五道梁北大桥的震撼场景。

今年1月，记者在黄河源头调研，随行车辆与近百只藏野驴肩并肩地进行了一次长距离赛跑。“食草动物种群成百上千，食肉旗舰物种被频频目击，野生动物不再惧怕人类，这些信号，都是对三江源地区生态恢复最有力的佐证。”赵翔对记者说。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生态保护处处长久谢介绍，2018年的最新遥感监测结果显示，与2013年底相比，三江源地区草原植被盖度再度提高约2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由4.8%提高到7.43%，水域占比由4.89%增加到5.7%。

越来越多的三江源牧民端上“生态碗”吃上“绿色饭”，通过开办牧家乐、藏餐馆、“众筹”加油站，瞄准外地生态自驾游群体，走上了致富路。1.7万牧民当上生态管护员，每年人均稳获收入2.16万元。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昂赛大峡谷特许经营点，政府培训22户牧民成为生态向导。

记者近日见到香港游客傅咏芹，和向导一同前往生态体验点，在澜沧江旁上千年历史的原始森林行进，她暂时忘记了高原反应，“全国首个国家公园，毫不逊色于美国黄石公园和英国湖区，能让人静下心来在感受自然中顿悟。”（记者江时强陈凯李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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